上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五四”运动前夕，美国教员狄德曼就在清华开出了社会学和社会起源课。20年代中，美国纽约社会及宗教研究所鉴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情形有系统的研究尚不够发达，拟开一研究所”，派人来华商洽。他们首先聘请陈达等为筹备委员，赴各地调查，并在清华等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批社会学系。
1937年清华社会学会，前排右3潘光旦，右4陈达
群贤毕至 专通结合
清华社会学系成立于1926年，1929年后隶属文学院。成立初期仅有系主任陈达教授1人，专为各系开社会学的课程。陈达1923年到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师从社会学大师乌格朋，来校前曾任美国劳工统计局职员。1928年学校确定“社会学与人类学并重的原则”，改名为社会人类学系，开始招收学生。 1930年始增聘教授，主要有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等人，他们都是清华的留美学生。并扩充课程，分为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三组。 1932年又更名为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4年恢复社会学系原名，至此该系大致定型。
社会学系为“培养社会学人材”，在课程总则中标明：“甲，为国内教育机关造就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教师；乙，为学术机关养成专门人材（包括理论的或实际的）；丙，为社会行政与服务机关训练实地应用人材（如工厂检查、乡村教育、贫困救济及县行政专门人材）。”所开课程，以教授为中心而设，教育思想各有不同，其中以陈达所主张“专攻一组”与潘光旦提倡的“通才教育”影响较大。陈达认为社会学是“采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课程应分组进行，学生“可就性之所近，任选一组专攻之。”而潘光旦则认为“ 学社会学的人，他的成就完全是由他的基础知识所决定。基础知识越大，则成就越大。”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反映在教学要求上，前者侧重调查统计的“科学方法 ”，与社会实际生活的“专门问题”；后者则注重广博的书本知识与工具知识的训练。尽管二者有所不同，但在强调基础知识训练方面却是一致的。
走出书斋 调查研究
为了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找到解决的“良药”，师生走出书斋调查研究。1924年，陈达讲授“社会学原理”时，就曾对清华校内的工人生活费进行调查。教师进行了许多社会调查工作，如陈达的劳工调查、人口调查，吴景超的城市调查、经济调查，李景汉的农村调查等。同学们除在图书馆读书、体育馆锻炼身体外，还常常跑到校外去，希望与实际的社会接触，以使书本理论知识和实际社会互相印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自1935年起又增设有关“国情”的科目：《儒家之社会思想》、《中国乡村问题》、《近代中国社会研究》，并由潘光旦开出《优生学》、《人材论》等课程。
也许是研究社会学的缘故，师生间以和谐融洽而闻名全校。“先生常常请学生到家里茶会，也常和学生在一起游戏，对于学生的课外研究，先生们更是极力的帮助。这种师生间快乐的生活，比之家人父子也差不了许多。”所有教师不论资格、学问及声望，都能以平等态度和民主精神对待学生。师生谈话大到时代巨变、小到学术细节，学生均可放言高论，甚至同老师争辩。学术见解的分歧，既无碍于公谊，也无碍于私交。春风化雨，从这里走出了费孝通、周荣德、李树青、谷苞、袁方、全慰天等一批学者。由于关心时弊，更有许多学生走上了以革命救国救民的道路，为人熟知的有陆璀、凌松如、彭珮云等。
服务政府 面向社会
在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初期，清华社会学系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历史学系合并，组成历史社会学系，属联大文学院。1941年5月，社会学系与历史学系分别独立建制，陈达任社会学系系主任，仍属联大文学院。翌年，改隶法商学院。1943年，陈达辞去系主任之职，由潘光旦继任。
1939年，清华在离昆明不远的呈贡成立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由陈达兼任。国情所为全国人口普查进行试点和示范工作，培养了不少这方面的人才。1940 年，重庆政府社会部成立，旨在制定社会政策、以行政力量有计划有系统地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等。联大社会学系与社会部订立了《合作计划》，承担社会部、内政部的部分社会行政工作和“战后社会建设的初步研究”工作，这是学校同政府行政工作一次真正有系统的配合。
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随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部分人员调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校。
1993年清华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设立了哲学与社会学系；1999年筹备、2000年5月复建社会学系。目前社会学系在巩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和 “应用社会学”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城市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3个方向。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社会学系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