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日寇铁蹄已肆意蹂躏东北，并虎视华北。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急的历史关头，时为清华学生的蒋南翔（1936级）奋笔疾书，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鞭挞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在这《告全国民众书》中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悲愤呐喊，这从清华园里喊出的第一声爱国救亡的呐喊，振聋发聩，表达了清华学子的共同心声，也唤醒民众千百万，成为传诵久远的名句。这声呐喊对唤起全国爱国学生奋起抗日救亡产生过重要作用，并激励着一批热血青年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之中，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校友韦君宜（1938 级）在所写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蒋南翔》中提到：“那一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已经传诵国内，见诸报端，甚至成了‘一二·九 ’运动的旗号，但始终没有人知道是出自于蒋南翔之手。因为他从来不向人说是他写的。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
12月9日，满腔热血的北平（现为北京）学生6000余人游行示威，清华大批学生也勇敢地参加其中。爱国学生们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并向当局提出6项要求，但是遭到军警镇压。清华学生队伍当天清晨由黄诚、吴承明等带队，步行至西直门，军警紧闭大门，学生们在城门外，向市民作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直至傍晚才回校。12月16日，学生们又奔向阜成门、广安门、城门也都关着。后从西便门绕进城内举行了游行示威。从此，抗日救亡的烈火燃遍中国大地，这就是震撼全国的“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中，清华的党组织是这次运动的领导核心，清华地下党党员姚依林（原名姚克广，1938级）是北平学联的秘书长，蒋南翔同志当时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后来，蒋南翔写下一首自述诗，朴素而感人地叙述了他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情况。诗中写道：
“奋力为前驱，开路披荆棘。春夏勤播种，秋冬号角鸣。寒冬十二月，慷慨传檄文。搏战危城下，不辞冒锋刃。踊跃齐冲锋，突破西便门。古城起风暴，举国奋人心。救亡宣传团，跋涉下农村。建队高碑店，抗击伪宪警……星星地下火，曾为举火人。”
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习的蒋南翔已经由一个专心读书、喜爱“斗牛”（30年代清华特有的一种篮球运动）的质朴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1935年暑假，他当选为学生进步刊物《清华周刊》总编辑和清华暑期同学会主席。他思想敏捷、才华横溢，利用《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推动清华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月，他接任清华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并参加北平西郊区委，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清华地下党和学生运动。
“一二·九”前夕，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清华1934级学生，清华地下党前任书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紧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立即躲到清华一院大楼（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闭门凝思，怀着满腔激情，写出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一边写作，一边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痛陈华北危机，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后来，他积极地参加和组织了“一二· 九”和“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和燕京、辅仁、中法大学等校编为第三团，蒋南翔和黄华（燕京大学学生）为负责人。后来在清华，以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清华大队”，成为清华学生运动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清华大学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杨学诚、黄诚、姚依林、蒋南翔、李昌（原名雷骏随）、纪毓秀、凌则之、康世恩、荣高棠、杨述（原名杨德基）等。其中，杨学诚、黄诚、纪毓秀、凌则之等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姚依林、蒋南翔、康世恩、荣高棠等则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了党和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领导人。“爱国、奉献”始终是清华的传统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