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轩
1946年7月15日，杰出的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英勇地倒在当局暗杀的枪下。他的一生犹如红烛短暂而光辉，生命有限，精神无涯！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那刚强正直、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爱祖国，爱人民
闻一多，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原名闻家骅，号友三，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在闻一多短暂的一生中，他的思想经历和人生道路几经变化，然而不变的是贯穿其一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1922年负笈清华整整十载的闻一多于清华学堂毕业，受蔡元培美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他满怀爱国热忱赴美留学。
之后他感到“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按清华规定，公费留美的学习年限是五年，但他只呆了三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堪忍受民族歧视的屈辱。曾任“五四”期间清华学生会代表的陈长桐（1919届）在美理发时遭拒受辱，闻一多对梁实秋说起此事时“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后来在毕业典礼上美国女大学生拒绝跟中国学生成对排列的一幕，又一次深深刺激着他的心灵。
在他的诗作里用 “一天天底缓刑”来比喻留学的光阴，他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他在《爱国的心灵》诗中写到：“我心头有一幅旌旗，……上面有五样的色彩，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去我的心？”他在《七子之歌》中的哭诉“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至今读来感人泪下。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先后出版诗集《红烛》、《死水》，以及他对新诗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除诗歌外，他还多有美术、戏剧等创作。由于家学相传，他致力于我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是为创造一个崭新的新文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宁馨儿’”。他从唐诗开始，上溯至汉魏六朝诗、《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甚而古代神话、史前文学，以及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和诗词格律等深入研究，侧重于考据、训诂，显现惊人的功夫。郭沫若评价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1932年起他执教清华中文系，深受学生喜爱：“《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他的课不仅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门外、窗外都站满了人”。联大时期，文、理学院甚而工学院的学生宁肯“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也不愿错过闻一多的一堂课。
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在不同人的眼睛里，闻一多是诗人、学者、美术家、教育家，乃至民主斗士，归根结底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德。
闻一多对于底层贫民总怀有无限的同情，而对权贵傲然视之。在抗战时期最为艰苦的岁月里，生活异常艰苦，所吃的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1944年闻一多一家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他不得不挂牌治印养家。有一次，独揽军政大权的云南省代主席、“一二·一”惨案的刽子手李宗黄慕名送来一方好石章求治印，并称酬金从丰，遭他断然回拒。1938年顾毓琇（1923届）请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虽然由此生活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善，但他不肯为一时的安逸和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及生活信念而谢绝了。
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会上，闻一多和吴晗针对当局的腐败慷慨演说，抨击时政，他们的发言被师生称做“狮吼”和“虎啸”。
1945年发生“一二·一惨案”，他和学生们一起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电复蒋介石：“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此时的闻一多早已成为当局的“眼中钉”。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各界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他明知自己就是下一个被谋杀目标，仍悲愤难忍地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在回家的路上他和长子闻立鹤双双倒在国民党特务的乱枪之下。毛泽东赞扬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在民族危亡面前，闻一多表现了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正如他在《最后的演讲》中所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