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仙洲（1890.1.27～1975.10.16）是我国著名的工程教育家、机械工程学家，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开拓者。1952年至1966年间，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对清华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晚年，他曾用六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读书、教书、写书。特以此文纪念刘仙洲教授逝世30周年。
刘仙洲生于农民家庭，童年即下地劳动，深感农活之艰辛而有改善农业操作之愿望。1906年，他进县立高小和保定崇实中学学习。在此求学期间，他受到全国奋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爱国主义教育，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他感到：“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于是下决心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1913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考取公费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1918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大学毕业。
毕业后，刘仙洲本来有条件到英国留学，但为了培养大批清寒有志青年出国深造，毅然回到母校崇实中学，担任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的教员。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都曾是这个留法预备班的学生。后来，刘仙洲先后在河北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担任机械工程学教授；1924年到1928年间还担任过北洋大学的校长。他于1932年到清华任教，1952年起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长达14年。
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刘仙洲素以勤奋、严格、诲人不倦著称。他在授课期间，从不迟到早退，更不缺课；课前总是做充分准备，讲课语句简练、条理清晰、论述透彻，在黑板上写字和做图极其工整，一丝不苟。他严于律己，又严格要求学生。他规定学生不得无故缺课，作业和考卷过时不收。有次考试结束，一位学生在他走出教室时才交卷，他当场就把试卷撕了。
在教育思想上，刘仙洲一贯主张理论与实际联系，学理与实验并重。他常说：只“巧心”而不“劳手”，是只有学理而无实验，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理论工程家；相反，如果只“劳手”而不“巧心”，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熟练的老工匠。因此，他主张培养既会“劳手”又能“巧心”的人。早在崇实中学教书时，他就远见卓识地提出“工读协作制”，用最经济的办法造就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工程人才。
早在上世纪初，他在“教学之暇，孜孜不倦，努力著述”，自编了我国第一套工科大学中文教科书。教一门课，便写成一本教材，他前后共编写了15本中文教材，不愧为我国中文版机械工程教材的奠基者。半个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地撰写出版各种著作20部，发表论文30多篇，共300万字。其中有关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论著70万字，有2部专著、18篇论文，取得了令中外科技史学者钦佩的学术成就。
在教书和编书的过程中，他深感机械名词的杂乱不一所带来的影响。自1933年开始，他查阅古籍数十套，汇编成记有各种名称的卡片万张，按照“从宜、从俗、从简、从熟”四大原则，从中选取一个恰当的名词。例如：pump一词有“抽水筒”、“邦浦”、“泵”等14种叫法，他最后选定“泵”。有些外文名词的概念很难翻译，他就创造出新字，如：“熵”、“焓”等字。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编成了《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一书，共一万多个词汇；后经过修订，词汇增到二万多个，使我国的机械工程名词逐步趋向一致。
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这部专著中，他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在简单机械的各种原动及传动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有些项目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为人类科学技术史增添了新篇章。本书也成为研究中国机械史的奠基之作，多少年来一直被学术界反复引用。
在为人处世之道上，他认为：“有人讲为人要外圆内方，我看是内方，外也要方！”这些话讲得非常形象，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抗战后期，国民党派要员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倒行逆施、贪污腐败，便坚决拒绝。1947年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他担任北洋大学校长，这次他拒绝出任。
刘仙洲生活朴素，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把大部分钱用来买书，日积月累收藏了近万册古书。生前他就捐赠清华图书馆4000余册，临终前又在病榻上谆谆嘱咐，将家中尚存古籍4000余册也全部捐赠给清华。
1955年，刘仙洲以65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解放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55年12月24日，刘仙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的文章，谈他入党的体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归宿，启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努力方向。此后，在他的带动下，清华老教师的队伍在政治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子高、梁思成、张光斗等三十余位老教授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纪念这位我国机械工程界和工程教育界的老前辈，刘仙洲在国内外的学生和有关社会团体于1988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刘仙洲奖学金”。今天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以刘仙洲教授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更具有重要纪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