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校老领导刘冰同志送别仪式，在八宝山隆重举行。刘冰同志因病于7月24日14时52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6岁。
1997年10月至1998年2月，刘冰同志应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邀请，先后在工字厅和档案馆，接受了校史研究人员的多次访谈。原校党委书记、原校史编委会主任李传信，原校党委书记、时任校史编委会主任方惠坚等一起参加了访谈。刘冰同志在访谈中，结合自己多年担任校党委第一副书记、与蒋南翔同志等共同领导清华工作的亲身经历，回顾畅谈了清华大学如何结合实际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整风反右运动以及学校工作的经验教训等许多珍贵史实和重要观点。
我们特发表1998年2月11日口述访谈的部分内容，以表达对刘冰同志的深切怀念。他在这次访谈中所谈到的高校工作几条经验教训，比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等重要观点以及许多生动实例，至今对我们的工作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过去的工作已经成为历史，所以现在总结的是二十多年前的经验与教训。从那时清华党委领导的角度谈，不能不提到蒋南翔同志，他的思想观点、工作方法同清华的工作是紧密相连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不是歌颂个人，而是客观事实。南翔对清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和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清华的工作是在南翔同志领导下进行的。
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右五）、第一副校长刘仙洲（右四）、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右六）、副校长陈士骅（右三）、副校长张维（右一）、校长助理李寿慈（右二）等校领导在一起，审查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
校党委工作经验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主席讲，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中央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于群众。南翔常讲基层出政策，根据清华的具体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南翔指导工作的基本思想，也是党委制定政策、开展工作所依据的。
《蒋南翔纪念文集》中，陈云同志题词称赞南翔“一生唯实求是”，宋任穷同志的题词是南翔“从少年到白头求是唯实”，这是完全符合南翔同志实际的，是客观、正确的评价。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期间，胡锦涛（右四）、贾春旺（左三）、俞晓松（左四）、张福森（左二）、胡昭广（右三）等清华六十年代毕业生看望刘冰。
如何看待解放前的旧清华，南翔同志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常说清华的好传统一定要继承下去，比如治学等。关于学苏联，在与苏联关系最密切时，南翔讲要学习苏联先进的东西，但不能完全照搬，不能事事听苏联专家的。对专家要尊重，好的意见要吸收。后来与苏联闹翻了，之后，南翔讲当时学苏联还是必要的，他们错误的东西我们不学，批判修正主义并不意味着过去学苏联就是错的。
1997年4月9日，老校友宋平返校，与学校新老领导座谈。图中前排左二刘冰、右一何东昌，中排右二李传信、右四贺美英，后排右三方惠坚、右四张孝文、左二王大中等。
“四清”前后，当时讲的是阶级路线问题，喊声很高，农村中依靠的是贫下中农。有人提出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办学依靠谁？南翔同志对我讲还要依靠知识分子，依靠教师嘛！这话在当时不好公开说，当时有些高级领导人讲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党团员，南翔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党是领导核心，是战斗堡垒，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嘛！但整个学校还是要依靠教师。（李传信插话：教师起主导作用。）
1971年10月7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陛下在叶剑英副主席陪同下访问清华大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刘冰（左一）参加接待。
对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的讲话，我们是拥护的，但对主席的某些话想不通。南翔说，主席有些话是极而言之，我们要做些翻译。过去讨论学制，为了提高质量五年改六年，主席讲话后，我们又改了回来。实际上我们大家和南翔同志都不赞成学制再改变。后来中央书记处开会，邓小平总书记说，理工科可以长些，比如五年制，文科可以短些，比如四年制，总之，要实事求是。南翔很快做了传达，这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后来，南翔明确地提出要用“三阶段、两点论”来对清华工作进行分析总结，这是他唯实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这些都说明清华党委进行工作的思想基础是坚持实事求是。
第二条经验，是党委有着明确的办学目标。具体说是南翔常讲的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把清华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南翔说的要超过麻省理工，我体会就是这个意思。我是1950年到团中央汇报工作时认识南翔同志，密切接触是在清华。南翔同志这一办学思想、办学目标始终非常明确。“文革”后他回到教育部工作，对清华工作的看法，我看仍然如此。
蒋南翔（左二）、刘冰（左一）在工字厅与优秀毕业生座谈。
关于又红又专的提法，南翔同志有其思想发展过程，先是提“红色工程师”，再是提“德智体全面发展”，最后是“又红又专”。当然德智体、又红又专是主席最早提到的，但南翔同志是非常赞同并创造性地去贯彻的。南翔提出并组织科学登山队、文体代表队、政治辅导员这三支队伍，对学生因材施教，等等，都是坚持又红又专办学思想的体现。
1965年5月，刘冰（第三排居中者）在二校门前，与东方红合唱队同学合影。
把清华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南翔是有明确思想和目标的。“文革”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南翔同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己见成效，清华培养出了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出了不少院士。（方惠坚插话：解放以后的清华毕业生中已出了一百多名院士。）电机系有个学生任丽翰，曾任南通市电子工业局领导，后来调到上海办公司，后来又搞业务，到高校当教授照样可以胜任。南翔提出的双肩挑，放下党政工作就可以搞业务，丢下业务可以搞党政工作，现在已开花结果了。清华毕业的同学每个人的成长当然都有个人努力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但学校的培养仍起很大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刘冰（右一）等学校党委、团委干部带领师生到北京郊区植树时，与村支书合影。前排左一高沂，中排右起胡健、解沛基、方惠坚。
第三条经验，是工作的成效与领导班子、干部队伍的素质密切相关。当时有些高校教研室主任都要从外面调。陆平对我说过，清华干部队伍好，北大最难办的就是干部意见不一致。对学校的干部，南翔同志主要看政治、看水平，不是只看资历，所以清华干部的确普遍比较年轻，虽做党政工作但又懂业务。在市委开会，高校干部中我算比较年轻的，艾知生同志更年轻，才二十多岁。学校的干部不能论资格，主要是要适应学校的工作需要。总之要有一个好班子，一支好的干部队伍，这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第四条经验，总的来说，清华的干部富于创造性，勇于工作。像在大礼堂给学生作报告，对党委和团委是很普通的事，清华团委干部，比如方惠坚同志，那时就经常在大礼堂给学生作报告。
南翔同志十分重视对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比如中央文件传达到哪一级有明确规定，传达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但要贯彻就必须让下面的同志知道精神。我遇到过有的领导同志，不真正懂得这一点，在工作中非常机械，应该让下面同志知道中央精神的他也不说。但南翔同志不一样，他是每办一件事都要让下面的同志思想上清楚明确。他是一要开会，二要该传达的传达，三要不该传达的他要讲精神打招呼，让下面的同志了解上面的意图。
他对干部在思想政治上抓得很紧，但在具体工作上从不包办代替，不过多干涉，非常放手。在南翔领导下，干部精神上没负担，敢于做工作。很多事商量好了就尽可以放手去做。下乡搞四清，我在大礼堂做报告，讲了很多条，事先也没一一向南翔同志具体汇报。总之清华干部有创造精神，这与南翔同志的领导方法密不可分。
经验中的第五条，是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组织上的纪律性相统一。从党的系统来说清华是基层，从行政系统来说也是基层。清华在国内有影响，是重中之重，在国际上也有影响。虽是基层，但上级领导从市委直到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都可以给清华发出指示，提出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清华的工作有着其他学校少有的复杂性。
1975年，刘冰等4人先后两次写信给邓小平转呈毛主席，揭发被“四人帮”安插在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迟群等人的严重问题，因此受到错误批判，并由此引发了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是1978年刘冰（前左）、惠宪钧（后右）、柳一安（前右）、吕方正（后左）等4人合影。
遇到上面的精神与学校实际不相符合时怎么办？比如学生工作五十条制定出来后，一次中宣部开部长办公会，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四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列席。康生去晚了，一坐下就说“老蒋，昨天我什么也没干，看了一天你们那个学生工作五十条。好家伙，一个学校就敢制定团支部工作条例，真了不起，能这样做吗？”说话口气很重，显得问题很严重的样子，但说了半天也没说哪条不对或不应该搞。南翔一直听他讲，却没吭声。会后，我问南翔该怎么办，南翔说“因为康生没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学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实行。”并要我以党委名义写出报告，送康生，同时报送中央文办、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说明制定“条例”的理由和实行的情况。这件事南翔处理得非常符合组织原则，也非常严肃。
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新华社报道《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为刘冰等平反。
清华往往由中央最高部门或领导直接抓，在当时党内有很多不正常的东西，所以很多事不好办。能不能正确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关系到能不能把清华办好。南翔同志就非常善于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妥善处理两者之间发生的矛盾。
60年代，校领导与电机系科技小组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寿慈、艾知生、刘冰、蒋南翔、胡健、陈士骅。
第六条经验，是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这在学校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要专门谈，这里不多说了。在注意这个问题的同时要兼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南翔同志提出坚持两个车轮一起转，教师住房等生活问题会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后勤工作必须真正起保障作用。
第七条谈谈工作中的教训。十七年中党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工作中也犯了错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等过左的东西。清华的党组织和干部都受了很大影响，小平同志讲主席的错误我们也有一份，我感到中央的错误清华党委也有一份，因为我们支持拥护并贯彻执行了中央的一些错误决定。清华的干部比较缺乏党内斗争经验，“反右”时就有点懵，后来清楚了，但是扩大化了。“文革”又是一闷棍打下来，也蒙了。党内同志相互之间揭发，很多同志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但南翔同志比我们大家觉悟高，他在“文革”中一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后被下放到清华车间劳动时，他还在迟、谢炮制的《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文章上，加批语进行逐条批判，这说明南翔同志马列主义水平高。他还说：“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说明我们大家被“文革”闷棍打蒙时，南翔同志比我们清醒，他的路线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
百年校庆前夕，校长顾秉林、党委副书记史宗恺到家中看望刘冰同志。
还有一个问题算不算教训，清华的同志在学校里学习、工作，与社会实际接触少，比较单纯，这怎么弥补、提高？现在是学生参加社会调查，教师干部是否也可定期到科研部门挂职或定期参加社会调查工作，值得重视。
（访谈文字由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整理，曾发表于《刘冰文集》，本文再次进行了校核；图片为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藏，或引自《刘冰文集》《风雨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