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洪流往往到了学堂路与清华路的路口就散去了。前面那一段苍劲的法桐掩映下的路太过幽静，古旧的南校门也太过斑驳，年轻的学生们洋溢的风华染不进这一抹厚重的浓绿。都说澜园是清华故事最多的地方，在南区到胜因院这片低矮沉默的楼群里徘徊，看着那精致静谧的小洋楼，幽深狭窄的胡同，杂草丛生的校河岸边，还有点缀其间的各式铺子，呕哑的人群诉说着百年清华的笑语与辛酸。
自动化系研究生赵晔（左一）、仝玉恺（右二）、李佳（右一）访问阎路德。
阎路德先生的家就在这片楼群里，我们循着一本书的一生来到这里。阎先生出生于一个清华“世家”，父亲和爷爷都是清华人，爷爷阎裕昌还是一位抗日烈士。不久前，阎路德先生把家中珍藏多年的爷爷的烈士证书和父亲的一本教材，捐给了学校档案馆。我们正是随同校档案馆科技部主任李运峰老师一起，来倾听八十年前清华人的抗日事迹、追寻那本教材的来历。
档案馆科技档案部主任李运峰（右）、档案馆工作人员郭静茹（左）与阎路德在一起。
周日的清晨，明媚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正如八十年前阎先生的祖父阎裕昌赴冀中平原英勇抗日时一样。“那天有人说冀中抗日需要人才，一听说要打鬼子，我爷爷就去了，也没管抗日的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清华前后十几个人都去了。”过去了八十年，说起这件事，阎先生平和的话语里，依然难掩对敌人的愤恨。1937年，清华园成为日寇侵入北京的沦陷区，当年的那批热血青年，不能像现在园子里英姿飒爽的国防生那样穿起整洁的军装，喊着嘹亮的号子。他们走的悄然无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澜园清晨的雾气里。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了雄伟太行山、茫茫白洋淀的掩护，勇士们用自制的地雷阻挡着日军的铁流。地雷等武器的研制需要人才，于是包括熊大缜、阎裕昌在内的清华英才奔赴抗日战场，用自己所学挺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
阎路德捐赠给档案馆的一幅物理系建系初期员工合影照片。前排左起：郑衍棻、梅贻琦、叶企孙、贾连亨、萧文玉，后排左起：施汝为、阎裕昌、王平安、赵忠尧、王霖泽。
沦陷的北平鱼龙混杂，阎裕昌的家人们为了避免被出卖，不久之后也举家前往冀中根据地的张家口。只是他们在那里并没有看到自己的亲人，得到的却是阎裕昌壮烈牺牲的信息。阎裕昌在运输物资随队伍撤离的路上遭遇了日军扫荡，由于身患严重肺结核撤离不及，被鬼子抓获。在得知他就是研制地雷多次炸毁日军火车的阎裕昌后，日寇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游街。阎裕昌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当我们第一次亲耳听述这样一个昔日只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故事时，大家都默然不语。荧屏后面的故事离我们太过遥远，只有当真正面对一位烈属，听他缓缓说着这样的故事，才会发现，抗日救亡不是历史书上苍白的字眼，不是纪录片里颤动的画面，不是解密文学中精彩的桥段……阎先生介绍说，听撤退到张家口的爷爷的战友说，爷爷当时自知撤退不及，就将携带的物资埋起来，然后躲到河边倒扣的小船下面，鬼子扫荡村子，搜到了他。真正的英雄不都是勇敢地喊着“向我开炮”牺牲的，从这个角度讲，阎裕昌或许是一位“简单”的英雄，他知道自己离开清华的原因就是要用所学化为抗日的力量，他知道自己就算无法撤离也要保护宝贵的物资，他知道自己不投降就会死也毅然选择了坚贞不屈。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挺起这个民族得以鼎立千秋的脊梁的，正是一批批这样“简单”而又伟大的人。
阎裕昌去世后，阎家人在张家口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在南迁昆明的清华回北京复员后，他们才随众重返故园。阎裕昌的儿子阎魁元接替父亲继续在物理系工作，负责电路实验维护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和自己同龄的电机系副教授常迵，二人都对电子学很感兴趣，很快就成为了挚友。“常老师个子瘦瘦高高的，看起来很睿智。”阎路德先生说，“我父亲当年负责实践，常老师做的是理论，二人君子之交，相互学习。后来我父亲去了照澜院合作社管辖的无线电修理部工作，常老师经常去那里和我父亲讨论，他也经常到我们家里拜访。”
阎路德先生取出了父亲珍藏多年的那本书《无线电信号与线路原理》，他说这是父亲去世后在他留下的箱子里找到的。书的作者正是父亲的好友常迵。这是一本极其珍贵的书，编印于上世纪50年代，最初只发行了几十本，流传至今的更是极少。书中的文字都是手刻蜡版油印，插图是剪下实验数据图后粘贴上去的……看着这样朴素甚至简陋的书，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著者的心血与热忱，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科技图书与教材竟是这样出版的！
阎先生说，父亲喜爱电子学，日常的工作也促使他汲取更多的知识，于是在常迵先生的书出版时就特意预订了一本，并一直保存下来。泛黄的书页，精致的手写体，褶皱的扉页上写着：“在这本高深的著作里找一些切合实际方面的重要点牢牢记着，方不负著者之辛苦而写的文献。”看着这本写于上个世纪的质朴的书，让人神往那个年代清华人之间单纯而又真挚的情谊。
阎魁元将这本书和父亲的烈士证一起锁在自己的箱底，平时不让别人触碰。直到弥留之际，挂念的仍是这个箱子。“我父亲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问我那个箱子还在不在，我说保管的好着呢，他点了点头，没过多久就闭上了眼睛。”阎先生平淡地说着这些事，我们不禁一声叹息。
阎魁元是一位质朴的人。孩子们淘气打坏了收音机，他不会训斥而是默默地修好它；家里的葡萄熟了，他不让家人摘下来吃，而要先留一些给父亲的老师叶企孙先生。他像他的英雄父亲阎裕昌一样，怀揣一颗淳朴的爱国心，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阎魁元又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从不和孩子们谈他工作上接触到的人。一起下乡，走过江西鲤鱼洲泥泞的路；一起工作，探讨过电子学高深的题；彼此挂念，遥思随无线电系南迁绵阳的好友。“峨峨泰山，洋洋江河”，也许我们应该遵从阎魁元的意愿，让这样一段伯牙子期的故事一直留在书中。
说到祖父和父亲留给自己的财富，阎路德先生说，最重要的就是自食其力，人要靠自己，托关系走后门都不是正道，“我父亲和我说，别指望我给你们提供多大的帮助，你们将来有多大能耐全都要靠自己。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儿女，我们家的烈士证也从来没有用过，我们靠的都是自己的能力。”
一张峥嵘厚重的烈士证，一本珍藏多年的孤版书，宁死不屈的勇士，相知多年的君子，阎路德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无私地捐赠到学校档案馆，才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自强不息，什么是真正的行胜于言。
花甲之年的阎路德先生深邃的双眸中依然涌动着力量，那是一种沧桑清华最初的力量。匆匆八十年，惶惶六十载，我们未曾忘却，明天的学堂路依旧会人潮涌动，枪声书影里的清华儿女，早已将自强不息的呐喊烙进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澎湃的血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