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一二·九”运动80周年之际，“一二·九”运动中一份重要历史档案──清华学生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游行传单的复制件，由国家博物馆提供给清华大学，从而使这份珍贵史料在80年后“回归”清华园。
12月9日，《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复制件（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刊登《告全国民众书》的《怒吼吧》刊物复制件（原件收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在“时代的呐喊 战斗的先锋”专题纪念展览上同时展出。清华大学校史馆、档案馆负责人向参观展览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领导同志及广大观众介绍了这两件史料的收藏和收集情况，受到关注和肯定。
为什么同一个《告全国民众书》有两种史料呢？这里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80年前，清华师生站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蒋南翔执笔起草的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著名口号，成为“一二·九”运动的战斗号角。
（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怒吼吧》刊物上刊登）
然而，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告全国民众书》是刊登在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怒吼吧》刊物上，清华大学百年校史展览等相关展览一直都是使用的这一档案的图片，《蒋南翔文集》中收录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也是根据这一版本刊印。
难道这样一篇吹响“一二·九”运动号角的战斗檄文，是在“一二·九”游行示威的第二天才发出？是不是当年还有其它版本？这成为清华校史研究和档案收集中的一个疑问。
今年在筹备纪念“一二·九”运动80周年活动的过程中，校史馆、档案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用心研究和深入挖掘。
首先，调研发现，在1985年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时，蒋南翔同志曾撰写了一篇长文《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刊发在当年11月21日《新清华》上（如下图），后来《蒋南翔文集》也收录了这篇文章。
蒋南翔同志的这篇文章，生动回忆了起草《告全国民众书》的经过。文中有这样的叙述：
文章脱稿后，先在十二月六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
杂志上发表，又印成单页，在几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队伍中
显然，这里说的“十二月六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杂志”，与清华档案馆所存《怒吼吧》刊物原件上的日期矛盾，恐为蒋南翔同志记忆有误所致。但这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即：《告全国民众书》曾“印成单页”，在“‘一二·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也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单页的版本！
接着，在校史馆设计制作纪念“一二·九”专题展览查找历史资料时，上述信息在一本历史画册中得到一定的印证。
同样在198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二·九运动》的图书（如上图），以图史的方式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过，其中“‘一二·九’北平学生抗日示威游行”一节，有一张《告全国民众书》的照片，版式与《怒吼吧》完全不同，全文竖排，印在一张纸上，图片说明为：
12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
那么，这张图片所展示的是否就是蒋南翔同志回忆中所谈到的“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的“单页”？其原件又在哪里？由于这本画册出版时间较早，图片来源恐已很难查清。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进一步的搜索和查找，一条重要来源线索显现出来。
2005年8月25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北京日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刊发了整版的采访通讯《北平救亡吼声震撼中国》（如上图），而后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网易、中国教育科研网等网站，在不同时期又分别以不同标题转载过此文。其中，在“历史揭秘：谁是《告全国民众书》作者”一节，有采访孙敦恒老师的这样一些描述：
“蒋南翔曾是清华大学《清华周刊》的主编。早在1933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二·九’前夕，蒋南翔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在为游行做
准备的过程中，他在清华学堂的地下室里完成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出自这份《告全国民众书》。”孙敦恒
说。“后来，《告全国民众书》被油印出来，在‘一二·九’游行中散发给群众。”孙敦
恒曾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见到过油印的《告全国民众书》，“大概有8开
“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告全国民众书》就由油印变成了铅印，出现在清华大学
的校刊上。“校刊的名字叫《清华周刊》，只有12月10号的那一期改名叫《怒吼吧》。”
孙敦恒老师是清华大学离休的校史研究老专家，但现已年近九旬，身体状况已无法再接受访问、回忆具体情况。档案馆、校史馆决定，直接向国家博物馆查询──而此时距“一二·九”纪念日仅有一周的时间。
时间紧迫，清华档案馆迅速与国家博物馆联系，并很快得到答复，国博保管二部确实收藏有单页的《告全国民众书》，其文物名称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为华北事变印发的《告全国民众书》传单”。
为争取在“一二·九”80周年纪念日展出这一珍贵史料，清华大学先后以档案馆和学校的名义，正式致函国家博物馆，请求协助提供《告全国民众书》传单的仿真复制件或电子版。经请示校领导，在清华建筑学院等方面支持下，学校又与国家博物馆高层进行了联络沟通。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视、大力支持，吕章申馆长亲自批准，以“特事特办”抓紧为清华赶制文物复制件。
12月7日，清华大学校史馆、档案馆有关负责人前往国家博物馆，交接《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复制件，并正式签署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清华大学提供文物复制品协议书》。国家博物馆同意清华大学在展览中使用这一复制件，并作为文物保存。
《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复制件（以下简称“传单版”），与刊登该文的《怒吼吧》刊物原件（以下简称“怒吼版”）“双姝合璧”，不仅丰富了清华大学档案馆的馆藏和“一二·九”专题纪念展览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以确凿的档案文物，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为研究“一二·九”运动提供了重要史料。
那么，《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版”和“怒吼版”相比，有无异同呢？经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研究人员初步比对，得到以下发现：
第一，总体格式上，两个版本略有异同。①两个版本的题目均为《告全国民众书》（蒋南翔同志在1985年的回忆文章中，曾叙述该文题目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疑为记忆有误所致）；②传单版为竖排，怒吼版为横排；③两者均全部为繁体字；④传单版的落款为“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怒吼版的该文署名使用了简称“清华大学救国会”（但《怒吼吧》刊头的版权处有全称“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编”字样）；⑤两者落款时间均为“廿四年十二月九日”（民国年份）。
第二，两个版本的正文部分，个别文字和标点有所不同。①第二段第一句，传单版为“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友邦所要求于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怒吼版为“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于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即“友邦”前多了“我们”二字；②这句话之后，传单版为逗号，怒吼版为分号；③接着的语句“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之后，传单版为句号，怒吼版为逗号；④第三段第二句引用胡适之的话，传单版没有使用引号，而怒吼版有引号；⑤此后的一句，传单版为“因为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怒吼版为“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即少了“因为”二字；⑥第三段最后一句，传单版为“在用鲜血写著中国民族的光荣斗争史”，怒吼版为“在用鲜血写着中国民族的光荣斗争史”，即前者为“写著”，后者为“写着”；⑦最后一段中的一句话，传单版为“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怒吼版为“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即少了一个“的”字；⑧最后一段中，“唇亡齿寒，亡国的惨痛，不久又要临头了”之后，传单版为逗号，怒吼版为感叹号。
第三，清华大学档案馆所藏《怒吼吧》刊登的《告全国民众书》，在印刷内容之上，有若干钢笔字手写的删减、增添和修改，包括十处字词和一处标点，一处改动在第二段，其余均在最后一段。比如：最后一段中，“‘安心读书’只是中国民族的一帖安眠药”，手写删去了“中国民族”四个字；“我们已是被遗弃的无依靠的难民”，手写增添了一个“无”字，改为“我们已是被遗弃的无依无靠的难民”；“赶快大家联合起来”，以手写的符号改动了两词的次序，被改为“大家赶快联合起来”，等等。最重要的第二段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名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钢笔手写增添了一个“经”字，使此句成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蒋南翔文集》依据《怒吼吧》收录的此文和清华大学百年校史展览的相关文字，都认可了这些改动；过去人们引用时，也都使用了经钢笔改动后的表述。但经此次查对，这些改动在传单版《告全国民众书》上，基本是不存在的（只有一处，手写增加的“的”字，在传单版中存在）。这些手写改动从何而来，目前尚无查考。初步估计，可能是后人依据自己的理解、为了语句通顺等原因所改，并非《告全国民众书》原貌，应予郑重澄清。
面对珍贵的历史档案，80年前的场景如在眼前。正如蒋南翔同志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所说：为了赶在游行以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我“独自躲到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满腔悲愤的心情，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我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宣。”
今天，在纪念“一二•九”运动80周年专题展览上，《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和刊物以真实而完整的原貌，与广大观众见面，成为对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